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他的經濟團隊對制造業情有獨鐘。關于這一點，從特朗普的發言中、從其戰略師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圍繞其自稱的經濟民族主義的說法中、以及從其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對德國的攻擊和其宣示的將國際供應鏈遷回國內的目標中，都能看得十分清楚。
在他們這種對工廠工人的大男子情結中，存在著某種邏輯。出于經濟上的邏輯，重商主義（那種認為出口是好事、進口是壞事的觀念）的拜物教和制造業拜物教是成對出現的。制造業的高產意味著工廠工人占勞動力很大比例的國家需要輸出許多產品：它生產的商品數量超出本國人口消費能力。由于進口服務比進口商品更難，一個工業大國會發現很難消費其過剩產出的全部價值。相反，該國往往會成為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金融債權國，向客戶出借資金，讓對方買下該國的商品。
在全球層面，對制造業的需求只有這么多，所以制造業崗位也只能有這么多。因此，制造業只能在少數國家成為占優勢的經濟活動。過去兩代人期間，只有三個國家成為傳統意義上的世界工廠：德國、日本和中國。并非巧合的是，這三國既是工業強國，又是貿易順差經濟體。
特朗普總統以及納瓦羅和班農的經濟民族主義可以被描述為對德國的嫉妒。在他們看來，這些制造業強國努力保住了那些待遇不錯的、男子氣概的工作崗位，從而捍衛了本土工人階級的地位。正如大男子情結所經常伴隨的，這種嫉妒的根源在于不安全感——與那些經濟體貌似具有的實力攀比所帶來的不足感。由于不是所有國家都能享有出口順差（這一點不同于通過貿易來擴大受益面），因此制造業拜物教合乎邏輯地得出對于貿易政策的零和看法。它涉及一種與制造業國家爭奪經常賬戶順差的企圖。因此，在嫉妒德國的自卑情結的大背景下，把全球供應鏈遷回國內、限制進口和提振制造業的想法是可以自圓其說的。
但是，在拜物者幻想的世界以外，它并不會產生想要的效果。首先，就抓住一個繁榮經濟體的機遇而言，念念不忘制造業的大男子情結本身是一大障礙。今后10年，美國創造的服務業崗位數量（尤其是護理工作）將遠超其他經濟部門。
工廠崇拜者們可能會反駁，他們想要復興工廠就業，正是為了頂住這種發展趨勢。但這樣就會直接撞向第二個障礙。撇開貿易不談，自動化正在減少各地的制造業崗位需求。正如經濟學家布拉德?德朗(Brad DeLong)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指出的，這一點也適用于德國，其工業就業的降幅幾乎和美國一樣劇烈（日本也是如此）。沒錯，德國的制造業就業比例或許高一些，而工廠崇拜者可以對這樣一點表示遺憾：當初美國在保住不斷減少的制造業就業方面不夠努力。但即使努力了也無助于遏止制造業就業的整體下滑。無論是美國還是德國，沒有哪個發達經濟體會回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或者更早時期的那種高比例的制造業就業。此外，很多德國工人已多年面臨薪資停滯，同時所有大型工業經濟體都選擇將供應鏈國際化。這些經濟體的情況不像特朗普團隊所想的那樣，與美國存在什么重大差異。
還有更糟糕的問題。如果這些工廠崇拜者一意孤行，為了保護一類穩步萎縮的就業而不惜一戰，他們很可能發現，自己手中最明顯的武器往好了說也只是一把雙刃劍。假設特朗普政府強行通過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修改，從而把納瓦羅希望遷回國內的供應鏈中最顯著的汽車生產供應鏈遷回國內。結果將是使美國生產的汽車更昂貴。這怎么會幫助擴大美國汽車出口？
或者假設出臺邊境稅，或者利用其他一些保護主義手段成功地削減進口。這將降低很多美國人的生活標準，因為他們需要為消費品花費更多的錢。不過，這能否至少降低貿易逆差，甚至創造貿易盈余？答案是否定的：最有可能的影響是出口也會減少。
邊境稅的支持者主張，進口所受的下行壓力會限制美元的賣出，從而導致美元升值，推動貿易再平衡。其他人則引述“回程問題”：船東會調整價格，以抑制船舶在回程期間空載的單程運輸。如果保護主義意味著船東運送到美國的進口減少，他們將抬高把美國的出口運往海外的運費。
因此，保護主義政策很可能同時減少進口和出口，讓受到保護的經濟的狀況比之前更糟，即使采用制造業崇拜者自己的具有誤導性的衡量標準，也不會處于一個更好的境地。
就像所有植根于不安全感和嫉妒的愿景一樣，工廠拜物教反映了一個切實的問題。但是與這個問題“死磕”有可能制造沖突，而不會帶來工廠崇拜者期待的良好效果。
